郭安娜的晚年

2020-04-16 活动总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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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郭安娜(1894—1995),原名佐藤富子,原籍日本,出身日本望族,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。是郭沫若的第二位夫人,七号范文网作文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郭安娜的晚年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!

  郭安娜的晚年

  叛逆

  1963年11月,郭沫若一家从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五号搬进气势恢宏的前海花园(占地七千平米,前身是和坤私邸的前院),外人看来风光无限,实则危机四伏。就在这一年夏天,郭沫若最钟爱的儿子郭世英中断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业,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,起因是他与几名“反动学生”结诗社,讨论文学甚至政治问题。碍于其父声望,郭世英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,以自愿名义下放。

  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充分继承父亲才情的,也是最反叛的。周末回家吃饭时,面对满桌菜肴,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,表现对“特权”的不满:“唉,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,该多好。”有一次,郭世英邀朋友牟敦白到家里玩,在门口巧遇郭沫若。郭世英知道牟敦白极其热爱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新诗,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说:“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,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。”

  也许这只是儿子针对父亲的无心叛逆之语,但近年来,许多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,对晚年郭沫若发出了类似的反思式评价。从五十年代末直至去世,郭沫若写的大量宣传时事、歌颂领袖的诗词,在艺术价值上难与青年时代作品比肩,有些几乎令人费解。

  失子

  1967年4月,郭沫若与于立群的三子郭民英自杀。郭民英自幼爱好音乐,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,将家中一台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,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,结果被批判为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,崇拜“洋名古”。郭民英深受打击,退学入伍。他的自杀没有征兆,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,当时分析,他患了类似抑郁症的疾病。

  1968年4月19日,已经从农场回京、在北京农业大学继续学业的郭世英,突然被农大造反派绑架关押,由头仍然是五年前的反动诗社案件。当天晚上,郭沫若将和周恩来一起出席活动,于立群再三嘱咐他,见了总理务必汇报世英被抓。但当时,全国陷入混乱,周恩来已焦头烂额,郭沫若到底没把这件事说出口。他黯然回到家中,进院已是深夜,全家都没睡,都在等着他的消息。于立群情绪一下子崩溃了,反复质问郭沫若为什么不跟总理说。据他们的女儿郭平英回忆:“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父亲解释的声音是颤抖的,他只说了一句:‘我也是为了中国好。’然后就说不下去了,从妈妈的房间走回他房间了。”

  仅仅三天之后,农大传来消息:“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。”26岁的郭世英从楼上摔下来,双手捆在背后,粗麻绳已嵌进肉里,全身伤痕。周国平来到逝去好友的家中,看到客厅里,于立群坐在沙发上痛哭。“透过窗户,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,正弯着腰,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。我走出去,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盘,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。”

  后来,郭沫若长时间一个人在书房里,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录儿子的日记。宣纸被装订成册,他整整抄了八册。

  矛盾

  1974年1月25日,北京举行了一万八千人参加的“批林批孔大会”。郭沫若早在“五四”的“打倒孔家店”时代,就是旗帜鲜明的尊孔者。他被“勒令”到会,在会场上几次三番被“造反派小将”点名,点到就要起来罚站,在寒风中接受批判。81岁的郭沫若,终于亲身体会到他那些故友被打倒时的感受。

  2月10日,江青突然造访郭家,要求郭沫若写检查,连续轰炸近三个小时才离开。郭沫若如惊弓之鸟,当夜肺炎突发,高烧至神志不清,被送进北京医院。这是郭沫若晚年第一次病重住院,整个1974年,他住了七次院,身体一蹶不振,面貌急速衰老。此后,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,也很少写诗。

  1976年,“四人帮”被捕。因心情大快,郭沫若的身体出现奇迹般的恢复。他出院回家,和家人一起欢度1977年新年,还在电视上收看了“迎新春庆胜利”演唱会。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演唱了郭沫若的词作《水调歌头·粉碎“四人帮”》:“大快人心事,揪出四人帮。”郭沫若看完节目后写信给常香玉称赞她“使拙作生辉”。

  仅仅五个月前,郭沫若还写过一首《水调歌头·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》:“走资派,奋螳臂。邓小平,妄图倒退……主席挥巨手,团结大进军。”两首词对比读来,令人感慨。

  1978年2月,郭沫若最后一次住院,直到6月12日去世,再也没能回家。按照他的遗嘱,他的骨灰撒在大寨“肥田”。

 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,郭沫若留给世间太多饱含争议的文本。1963年,在给陈明远的信中,他把自己那些歌颂时事的诗贬为“分行散文”:“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:希望你将来校正《沫若文集》的时候,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,统统删掉,免得后人耻笑!当然,后人真要耻笑的话,也没有办法。那时我早己不可能听见了。”

  这是他真正的表白吗?郭沫若已逝世34年,他晚年的内心世界仍然如前海花园寂寥的高墙深宅一样,迷宫般重重叠叠,房间都落着锁,充满疑问。

  郭安娜的晚年

  郭安娜(1894—1995),原名佐藤富子,原籍日本,出身日本望族,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。是郭沫若的第二位夫人,与郭沫若生有四男一女。建国后加入中国国籍,定居大连,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,此后历任。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庆祝90大寿。1995年在上海逝世,享年101岁。此前,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捐给了中国。

  安娜的家族,是仙台地区的有历史的大家族,有比较奇特的背景,是一个武士家庭。明治维新以后,其父亲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,当了牧师。安娜很小就受到了父亲影响,是一名基督徒。

  安娜21岁那年,母亲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,安娜知道后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,来到东京圣路加病院,做了一名护士。令安娜始料未及的是,在这所教会医院里,她开始了自己浪漫却又苦涩的异国情缘。

  安娜寄来的长信让郭沫若的内心激动不已,在反复看了这封英文长信后,郭沫若立即提笔回信,并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

  郭沫若,还是跟日本人不一样,日本人是不会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,特别是那个时候,日本青年不会是这样的性格的:一见钟情,去给她写情书,这种事情好像是在日本来说不可能的。但郭沫若的性格特别与众不同吧,是特别浪漫的性格。

  郭沫若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道:“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,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(了)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,您的脸放出圣光,您的眼睛会说话,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,我爱上了您!”

  郭沫若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,他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,五四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,那种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,那种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,在郭沫若的身上表达是很突出的。

  带着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,郭沫若给安娜回信里大胆的爱情表白,让安娜觉得十分不可思议。

  安娜觉得这个青年挺特别的,但开始就是说半真半假吧,跟他开始书信来往,他的爱情生活,爱情呢,就开始滋长吧。

  冈山与东京相隔千里,但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,安娜和郭沫若连续通信40多次,最密集的时候,一个星期就有5次通信。这些写成情书形式的书信,成了郭沫若大胆追求安娜的最好方式,但两人始终以兄妹相称。

  男人跟女人不同,男人对女性的一见钟情呢,一下子就烧起来了,而安娜呢,毕竟是那种封建家庭出来的女人,通过几个月的书信来往,才逐渐的升级,逐渐超越了兄妹,郭沫若主动进攻,对女性的那个渴求,安娜就是随他的意愿吧。

  安娜在1916年9月17日的一封回信中写到:“我所思慕的哥哥: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,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……”

  9天后,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又写到:“哥哥: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,我这个肉体,我这个灵魂,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。”

  郭安娜的晚年

  郭安娜的原名是佐藤富子,原籍日本。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与她相识,并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后与郭沫若自由结合,为了表示她对异国男子的钟情,便把自己的佐藤富子的名字改为郭安娜。

  郭安娜生于1894年,走过了101年的人生旅程。对于一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女性来说,能够这样长寿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  本来佐藤富子出生在一家名门望族,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。从小的家庭教养,培养了她特有的温柔、贤淑、酷爱自由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。在与郭沫若相识后,佐藤富子的炽热爱情给了郭沫若在异国的孤独以极大的慰藉,她的真诚和热忱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欲望,写出了很多篇脍炙人口的著作。不久她未经家里的同意就与郭沫若自由结合,为此她失去了富足家庭的经济支持,只靠郭沫若每月的48元官费补助度日,由此开始了克勤克俭的平民生活。在这种生活的历练中,她从无怨言,特别是他们的大儿子郭和生出世以后,生活更为艰难。尽管如此,为支持丈夫读书,她对这种开支从不吝啬,而自己有时以红薯充饥,却仍然很贤惠地对待郭沫若和他的儿子。

  安娜能吃苦,能耐劳,忧愁与烦恼从来就与她无缘。郭沫若获得了九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,便带着安娜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回到中国。由于郭沫若弃医从文,经济收入不确定,生活依然很拮据。安娜跟随郭沫若辗转、奔波于上海、广州、汉口等地,仍然维持生计很艰难,但安娜从无怨言,总是任劳任怨地服侍丈夫,照料孩子。后来郭沫若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发表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,他们又举家逃亡日本。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,郭沫若回国参战。安娜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苦度日,依靠她打零工维持生活。她干过煮糨糊、腌咸菜等杂活,也干过苦力活,但她都能默默承受,因为她心中有颗明亮的灯,那就是对郭沫若和他的儿子的执著的爱。安娜的贤淑和任劳任怨的品格,使得她即使在极端困苦面前,也从不示弱,也从不被困难所吓倒。正是这种性格磨炼了她的身躯,增强了抗御艰难困苦的能力,从而也使她能够得以长寿。

  安娜的禀性是大度的,能够容忍他人和同情他人。抗战胜利后,安娜带着五个孩子来到香港,可是此时郭沫若已经与于立群结了婚,并有了几个孩子。安娜在痛苦万分中离开郭沫若回到日本。她原谅了郭沫若,认为这不是郭沫若的错,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过。她在日本继续含辛茹苦地抚养五个孩子,无怨无悔。

  直到建国后,安娜带着郭沫若的五个孩子回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。加入中国国籍,并定居于大连。人们敬仰文化名人郭沫若,更尊重他日本血统的妻子,1983年她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  1977年(郭沫若去世前一年),安娜写信给他,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,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。经过安排,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,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。幸有这一次见面,否则他将抱恨终生,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嘘叹息,难以自己了。安娜夫人这些年来在中国,除住大连外,有时也住上海,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,她除了原先熟识的成仿吾等郭老的知友外,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,也不参加社会活动。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。政协开会期间,正值她九旬寿诞,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。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。

 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,不过每次去日本总只呆短短几天,她向亲人表示,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,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?她表示要死在中国,埋骨在中国,“因为我是中国人”,安娜如是说。

  在郭夫人1994年8月病危之前,她把自己仅有的500万日元捐给了中国政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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